当前的通胀压力已经处于危险区，2011年中国必然毫无保留地使用所有可以对抗通胀的政策工具
文/斯蒂芬·罗奇
2011年，全球经济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危机过后的触底反弹效果已经在2010年发挥完了它的作用。世界各国在危机之中采取的大规模刺激措施——不论是财政方面的还是货币方面的，其效果都已经被证明是暂时的。
全球决策者们会越来越倾向选择尝试一些未经试验而充满风险的方式。货币争端、量化宽松政策和主权债务危机成为令人不安的因素，新风险正在浮现。
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得不首当其冲面对其他经济体新政引发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正如2008~2009年的危机和衰退给依赖世界的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一样，在新的一年中，欧洲、美国、日本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危机余波仍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威胁。
除了外部不稳定因素，就内部来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重心向国内私人消费方面倾斜、重新平衡经济，是中国经济当务之急。好消息是，“十二五”规划似乎十分重视实现消费型经济增长。但是，不那么乐观的国际经济大环境却不能给中国充足的时间去逐步应对这一艰巨的转变。作为长期注重社会稳定的国家，中国必须抓紧时间打好消费型社会的基石，特别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过剩储蓄、努力提高贫困地区收入和工资水平，并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从外部需求转变为内部需求，这将对中国的经济，乃至全亚洲、全世界的经济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中国来说，一度十分忧虑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如果引导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变为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业，那么单位GDP就可以创造出比当前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就可以在比今天更慢一些的增长速度上运行，比如7%~8%，同时仍然能够保证社会稳定。这样的转变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模式从能源和污染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资源节约型和环保型的服务业。这是中国在寻求发展的道路上竖立的重要里程碑——模式的着眼点将由量的层面转变为注重持续效益的质的层面。
如果中国能大胆推进以上提到的政策，私人消费在GDP中所占比将从当前36%的低点上升至2015年的42%~45%。就国际标准而言，这一数值仍然偏低，但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重大转变。
要实现向消费型结构的调整，中国需要在3个方面同时采取措施——增加就业、提高工资、让工薪阶层从过度储蓄状态转变为增加消费。这些并没有任何顺序或优先性可言，每一部分对调整中国经济宏观结构而言都至关重要。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所不能放松的是对通胀和过热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风险警惕。如果通胀率失去控制，或是房地产泡沫成型，中国经济就有可能硬着陆。鉴于此，中国必须尽快有效应对通胀，这样才能尽早地进行结构调整。
应对当前通胀压力，中国有三套主要的政策工具可以使用：首先是传统的逆周期稳定政策，诸如加息和货币升值；第二是进一步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限制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第三是通过行政手段去应对那些推动农产品价格飞涨的个别问题。2010年的CPI涨幅已经达到5.1%，当前的通胀压力已经处于危险区。因此，中国就必须毫无保留地使用所有可以对抗通胀的政策工具。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三个领域都采取了措施。此前，中国对货币政策的调节幅度一直较温和，我也曾建议中国在这方面加大调节力度。可喜的是，在圣诞节当天，中国人民银行迈出了令人振奋的一步：央行宣布再次加息25个基点，这也与中国政府在12月早些时候宣布采取谨慎货币政策的说法相适应。
在当前这一增长和通胀周期的关键点上，收紧货币政策显得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确实希望采取措施来提高工资水平，以增强家庭购买力和私人消费水平的话，就更是如此。因为如果工资在通胀加速的环境下快速增长，就有可能出现工资和物价的循环上升，并最终导致通胀预期加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就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付通胀，那又可能最终导致经济硬着陆。
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度的通货膨胀越晚受到有效的控制，就越有可能发生这种痛苦的结局；而这也是中国最不想看到的。因此，中国必须抓住时机，不动摇地坚持控制通胀的努力。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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