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5年时间，华为已经从全球第5大通信设备商跃升至第2位，这与其迅猛的海外攻势密不可分。3月7日，有消息称华为可能获准为伦敦地铁提供移动电话网络。而此前不久，华为不得不再次屈从于CFIUS(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否决意见，撤销并购决定。“公司肯定不会就此放弃。”华为内部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有过CFIUS相关任职经历的律师告诉记者，目前CFIUS否决数量呈上涨趋势。布局十年，华为在开拓北美市场上已经堪称老练，尚且举步维艰。对于初入者来说，需要了解的是，曲线突破更有利于攻坚北美市场，但这绝不是一个短期过程。
“小疏忽”背后的大问题
“近两年CFIUS否决数量呈上涨趋势，一方面原因是申请进入敏感行业的企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不排除CFIUS执行更加严格。”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斯图尔特·贝克(Stewart A. Baker)表示。此前他曾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首任主管政策的部长助理。
2008年，华为与贝恩资本联合并购3com一案即被CFIUS否决，外界猜测，主因是作为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主要供应商的网络安全服务公司TippingPoint是3Com全资子公司，3Com也一直是五角大楼核心供应商之一；相比于前者，此次华为并购3leaf普遍被外界解读为“一桩只有200万美元的小交易。”多位接受采访的律师均表示，对已经完成的交易进行重新审查，这在CFIUS的历史上并不常见。
CFIUS的职能是监督与评估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并购活动，调查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程度。对于投资美国敏感领域的企业来说，“尊重” CFIUS或许是它们要上的第一课。这个由财政部长、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部长等12位重量级成员组成的跨部委高级政府机构，直接向总统汇报，有权对跨国投资并购活动进行监督、审查并终止项目，而其对企业做出的决定很难被更改。
“华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完成交易之前没有向CFIUS提出申请。”贝克认为。公开报道显示，华为于2010年5月份以200万美元收购3Leaf，之后CFIUS介入。华为于11月提交了审查申请；在对此项收购进行为期75天的审查之后，CFIUS于今年2月11日建议华为撤回3Leaf的收购计划；起初华为拒绝，但一周之后宣布终止收购计划。
“如果华为据理力争，如可以使用司法抗辩来表明此类交易不是CFIUS的执行范围，未必不会成功。”贝克告诉记者，“可惜的是他们没有任何说明就直接关闭交易，看上去好像它们在故意逃避CFIUS的审查，或者想要隐瞒实情，先斩后奏。这种表现也使得CFIUS做出否定的决定。”
2月25日华为副董事长、华为美国董事长胡厚崑就此事件对媒体发表的公开信中也表示，华为在5月交易完成前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递交了申请，并获得美国商务部批示：出口3Leaf这一技术无须许可。但贝克认为，这种解释显然是滞后了，“如果一个交易在是否需要征询CFIUS的许可时存在疑问，最好的方式永远是去申请——事后补救、求得谅解毫无用处。”
安全审查“吹毛求疵”？
但是即使华为严格依照程序，也不一定就能得偿所愿。在国防、航空、通信、信息技术等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等敏感商业领域，安全审查的严格和细致程度绝无仅有。“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房地产和零售制造业的管制和政策阻力最小，能源领域的要求就会很高，而上述领域的风险非常大，一定要足够警惕和谨慎。”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普乐恩(Mark Plotkin)表示。
该律所CFIUS团队成员David Fagan以及Alan Larson将可能引发政府安全质疑和法律风险的问题分为以下几类：国有控股；国家补贴(不管是直接来自于政府或者是间接来自于国有银行)；有违美国法规和重要的政策宗旨，比如，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反贿赂或者反腐败法的要求，或者是与美国制裁的国家(如伊朗、苏丹，朝鲜，古巴)建立合作或者在这些国家有重大投资项目；投资者的公司或者分公司被认为与军队有密切关系，而且后者与美国国防部存在竞争关系；在商业上被视为存在间谍活动等。
“这些都会加重政府的疑虑，同时也可能引发CFIUS在审查交易时做出不利的决定。”普乐恩指出，此前对“中国华为”而言的优势却可能变成“美国华为”身上的疑点：比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经的军人背景和华为曾经获得国开行的贷款支持就可能被美国政府视为“潜在威胁”；而真相未明的“泄密事件”也恐怕被放大成为“华为可能对美国造成安全隐患”。
有人认为华为此次败走美国投资，是因为美国方面延续了冷战思维。投资咨询公司BDA的咨询顾问石磊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华为和中兴这几年发展很快，对美国的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目前来看，华为在欧洲市场上进展顺利，北美已经是美国设备厂商最后的阵地。商业力量对政府的游说作用也不能排除。”
善用“华盛顿策略” 先发制人
尽管美国的安全意识有可能成为贸易保护的借口，但对于那些积极备战北美的中国企业来说，放手一搏势在必行。“对华为来说，欧洲市场已经都有了很大的突破，目前最大的市场潜力就在北美。”石磊认为美国此类商业领域也并非铁板一块，政府间协商对于打开局面会有一定的帮助，而企业的积极自救或许让他们离北美市场更近一步。
“敏感领域的投资的确比其他领域更容易引发美国政府安全方面的关注。但只要有谨慎的计划和考虑，中国企业能够避免引发美国政府过分强烈的安全关注，并且能够取得CFIUS的认可。”普乐恩曾接受过多个此类案例，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行动之前一定要有完整而全面的风险分析。政治风险“主要来自于华盛顿。因此，企业要善用‘华盛顿策略’。”普乐恩举例称，可以与华盛顿重点机构建立沟通，树立企业的名誉和声望；对重点机构和议员表现得更加透明化，比如给他们提供多方面的企业信息等。
“企业可以通过游说华盛顿培育一个‘第三方证明’的框架和机制，保证相关高层被问及关于该公司的看法时，能够给予积极回复。”这也是日后进行投资的首要铺垫。
同时，针对一些敏感的投资领域，企业不可操之过急，更需要深度布局，采取迂回战术。普乐恩就建议，“一个明智的做法是，刚刚进入美国市场时选择那些‘容易够到的’项目作为切入点。”所谓“容易够到的”是指，比如在敏感领域投资以小股切入；或者进行绿地投资；也可以在相似的产品线上进行突破，在美国市场先期建立一个成功的商业经验。“这不至于让CFIUS等政府机构过于紧张。”
曾经在优尼科项目上铩羽而归的中海油已经稍谙此道，转而以温和的“合作”代替了生硬的并购，改变策略通过个别项目收购而非整个公司收购，最终进入美国页岩油气市场。
另外，曲线突破更有利于攻坚北美市场，2009年几个关键合同使华为与美国广电运营商Cox,WiMax运营商Clearwire都进行了合作，借此初步进入了北美市场。“欧美运营商在设备采购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企业在网络铺设方面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华为可以借助于这些领域首先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石磊表示，但是这绝不是一个短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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