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干私家侦探这行，那时我随身配了双筒望远镜、35毫米胶卷宾得单反相机，经常窝在侦探车里进行侦察，与外界隔绝。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只有无尽的侦察、听广播，绞尽脑汁思考。
我常想，如果有人要联系我怎么办？我是一名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既然客户花大笔钱雇我，难道这些侦察对象真的在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偷情、假装遭遇车祸却花天酒地？万一发现他们真犯了什么罪又怎么办？
每天一大早，我就把我两个孩子托付给人照顾，然后驱车到城市郊区，把车停在侦察目标的房外不远处。天刚刚亮，人们陆续开始了新的一天。热天里，闷在高温的车内炎热难耐，而冷天里有霜冻，窝在车内即使穿着羽绒服也会冷得发抖。如果目标住在公寓楼内，我就想法子进去假装在楼道里溜达，暗中观察。目标有没有车我是知道的，因为我能拿到车辆登记信息。
如果几个小时都没动静，我会开车转一圈找一个电话亭，试探性的打电话到目标家里，看是否有人在家，顺便还可以偷个懒，喝杯咖啡。
我做私家侦探27年了。记得那时我开的是大篷车，窝在车里监视他们，翻着目标的各种记录信息。但最后，我还是选择退出这行。
1986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摩托罗拉DynaTAC（俗称砖头手机），花了几千美元，每个月话费平均有500美元。但有了手机让我安心不少，因为我的孩子随时能联系到我。
虽然科技带来了便利，但也夺走了一些东西。有了手机我就可以不用找电话亭，也没理由偷懒喝咖啡了，甚至上厕所我就用一个女式小便盆解决了。
1987年，我买了一台寻呼机和家用摄影机。摄影机很笨重，后来换了台索尼Handicam，拍摄距离可远可近。后来又有了针孔摄像机，别在衣领上或者放钱包里。这样安全多了，因为远距离就能进行监视了，被抓的风险小了很多。
我成了别人的影子。监视目标有着固定的生活模式，上班下班、交际游玩，我都跟着。比如在沃尔玛超市，目标买一件商品，我也会盯着然后拍照；他们去酒吧、教堂，结婚，住院等等生活琐事我都如影随形。然后对着照片和资料做各种分析。
多数侦察都是调查保险赔偿，这些目标通常会被怀疑是骗保。我调查的对象里大多是有色人种、新到的移民或住公益房屋的人。其中也的确有人欺诈，甚至也不乏中上层阶级的人。我还见过更戏剧性的一幕，目标刚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就把身上的颈托或手中的拐杖扔掉，心里肯定还在暗喜没人看到。
有时会一无所获，我就寻思着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线索。监视目标时，我还会顺带把目标的朋友、家人和邻居也拍进来。
有时我会假装成民意调查员，去敲目标家的门，来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并用摄像头暗中拍下这个过程，完了还会跟他们聊聊家常。
入行16年后，我开始改变调查策略。调查失踪人口、个人背景等。那时没有来电显示、加密技术及密码，只能通过电话记录收集银行负债、存款，职位、工作收入信息等等。实际上许多人警惕性很低，容易相信别人，也相对较孤独。如果你语气轻松幽默，他们会愿意交谈；如果你遇到麻烦，他们会乐于助人。手机匿名帮了我大忙，但来电显示功能问世后麻烦就来了，于是我学会如何伪装号码，向来电显示里输入任何号码，我的工作也越来越高效。
每一次科技进步都让我的工作更方便，我也乐在其中。第一次接触网络时发现了AltaVista；谷歌问世时，我还在想它是不是某个情人的名字。
新技术的出现如同上天的馈赠，最终Facebook出现了！我的工作迎来了全盛时期，在那里人们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编辑得很详细，自拍浪潮让我的工作更高效。
谷歌地图让我从此能俯瞰监视目标的房屋，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目标房屋周围的景象，一份房屋信息和房贷资料还会自动传至我的电脑上。
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但并不是好事。我不喜欢监视别人，我的同事形成了一种职业病，即猎人心理，但我想换一种生活，我想当一名作家，但不会写侦探小说。
科技改变了侦探行业。最近我和同事谈到了无人机，法律完善永远跟不上科技进步的速度，因此有空可钻。
业余的人也能当侦探。GPS跟踪仪，微型摄像头、击键记录器都是侦探神器。做这行的人不在乎他人隐私权，侦探的眼里只有信息，而被监视的人往往不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我曾帮助那么多人弄到信息数据，但干这行也贬低了自己的价值。监视他人时，我已经模糊了对与错的界线。说得好听点，我是有执照的窥探者。一直以来，我的灵魂备受拷问，我决定洗心革面，彻底退出这行。也可以引用雷蒙德·钱德勒的那句：窥探监视，非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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