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深圳到太原回程车物流配货整车大件运输货运专线公司

非重点疫区双链体系落地实施的五个维度首先是在组织上，应强调物流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发挥物流企业在资源匮乏、政策约束和上下游均未完全复工复产的恶劣市场条件下的管理能力和自助能力；但也一定要敦促各级党政组织约束下级党政组织在防控措施上层层加码的懒政行为。其次是在资金上，尽管国务院已经将公路通行费在疫情防控期间暂时免除，但此项成本必然转向供应链上下游的客户身上，公路货运企业并未得到补偿，而且复工复产的物流企业将承担更大的经营成本和运营风险。当下中小微物流企业最大的痛点是现金流严重不足，因此应在政策上给与引流，在税收上给与更多豁免，确保政策红利可以留在物流企业。另外，就是鼓励成立以核心/龙头/盟主/链主企业为主体、基于真实商贸合同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在以供应链金融为核心的产业链生态构造上给与财政或税收支持。第三是在信息上，物流企业应主动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构成暂时或长期的命运共同体或产业链联盟，并建立基于安全的信息共享或数据共享平台，减少因利益博弈、信息不实/不畅造成的物流成本提升和库存浪费，实现供需精准对接。第四是在技术上，一是要大力推进集装箱多式联运和大宗散货的多式联运模式，二是要尽快引入车辆、员工、耗材和货物的网络监控和数字管理平台，三是要合理应用电子仓单、电子回单、电子支付/移动支付和电子 等无纸化软硬件平台，四是要尽可能应用自动化、数字化、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无人化装备等产品。第五是在机制上，充分发挥国铁集团的央企支柱作用，利用铁路网络的标准化、全天候、大运量、网络化和长距离优势，突破省际间和城际间隔离政策，在国家政策红利和金融支持的引导下，利用“接取送达”优势与以民企为主的公路货运企业结成联合服务机制，实现“门到门”服务，保障防疫期间生产性供应链的服务；充分发挥公路货运和各类物流园区及仓储头部企业的市场能力和网络能力，以市场机遇为导向结点成网，结盟成链，政府兜底，长协合作。

三、远期平时/应急/战时物流供应链融合

3.1 疫情初期暴露的主要问题尽管此次疫情总有结束的时候，然而在疫情早期应急物流体系所表现出的漏洞百出和进退失据现象严重，特别是惯于循规蹈矩的政府和协会在突发不确定性的应急保障中突出表现出严重的信息不畅、数据不准、管理缺位、主次不分、响应迟缓和承压能力不强，而与此对比的却是对高频次、零延迟商业需求压力习以为常的电商企业、快递企业等承担了应急的主力，这也预示着平时、应急和战时物流的融合已经离不开商业民营企业的参与，甚至有时适应市场的商业企业可能在某个时段成为主导。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涨、极端气候频至，使得包括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和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越来越多，直接影响国家公共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2年1月达沃斯会议上就公布了《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白皮书，其中第一项就强调了自然灾害带给美国全球供应链的风险。因此，防范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成为与防范战争风险同样重要的常态型平/战融合、军民融合体系的一部分，而平时、应急和战时物流供应链融合问题必然也成为平/战融合、军民融合面对的常态问题。3.2 平时、应急和战时物流融合的物流供应链设想除了做好各种应急预案，尽快构建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之外，还应该重点考虑以下几点未来的发展。第一，疫情结束后，由于中小微企业受到现金流和资产链的影响必然会有许多停业关门，导致头部企业的市场空间增大而提升市场规模，这有利于推进物流行业提升行业集中度和头部企业规模，增强全球市场竞争力，政府应乘势而上，鼓励具有全国性或区域性网络的物流供应链企业做大做强，从而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完善物流市场秩序。第二，尽管本次疫情需求的“无接触物流”与疫后正常市场需要的无接触物流本质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却能引发包括经营者、投资者和制度制定者的关注、思考和系统规划。可以想见，无接触物流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物流的发展反向。无接触物流将得到资本、技术和政策的青睐，加之如果疫情持续较长周期，则会因为规模化而使得客户习惯产生路径依赖，经营者和投资者增加投资和优化新流程，而包括软硬件的技术、装备和平台得以完善和成熟，新物流体系将成为新常态。第三，由于经济受到此次疫情的强烈冲击，疫中疫后必然会在国家层面出现政策性货币宽松，而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项目首选。此次防疫中药品及生鲜物资等必需品极度匮乏冷链基础设施，疫后国家应学习物流先进国家利用税收建设冷链基础设施的经验，重点布局全国性冷链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平/急/战物流供应链融合体系，推动冷链的普及性商业发展。第四，此次疫情不确定性强，导致最初政府、企业和民众进退失据，进一步加大了应急供应链供需能力失真，造成恐慌性囤积和不良商贩囤货居奇，严重干扰了防疫进程，一个重要起因在于地方政府、协会的公信力因严重失真而受到质疑。在任何灾区初期，只有灾情波及的民众更有对现场事件特别是对资源需求的发言权，自救、互助和商业团体此时的作用不容忽视，甚至可能其防灾救灾能力大于政府体系的常设机构，就应该充分发挥民众团体、商业团体乃至个体慈善机构的作用，平（时）（应）急战（时）融合、军民融合、政商融合和协（会）（联）盟融合。第五，如何让灾害在处于强不确定性期间减少影响物流供应链的恐慌性囤积造成供应链牛尾效应，提供防灾救治效率，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上推动储备长期有民众公信力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组成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第三方智库，如此次疫情中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和张文宏主任的表态就起到了不同程度抑制恐慌的作用；或者要求地方党政主管常年聘请固定数量的辖区外专家顾问组成智囊团，每遇重大决策应先与辖区外的相关专业智囊交流，再行决策，免得犯一些如永动机的常识性逻辑错误。第六，此次疫情恰逢“大云移物智”与区块链、智慧城市等黑科技和新模式兴起之际，平时、应急和战时物流供应链的融合或许恰好提供了落地场景，并形成物流供应链的新业态或新主流。过去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政策推广但难以普及的诸多物流模式如多式联运、甩挂运输、带板（/盘）运输、电子回单、电子仓单和机器人分拣等无接触配送、无接触物流和无接触供应链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疫后可能将会得到极大的推广和发展。